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任何以“讨债公司”名义开展业务的行为均被明令禁止。自1995年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以来，多次法规重申此类机构的非法性。东莞作为经济活跃地区，债务纠纷频发，但法律并未对讨债公司网开一面。即便是以“商务咨询”为幌子，实质从事催收的机构仍属于违法经营。
从行为性质来看，讨债公司若采取恐吓、威胁手段，可能触犯《刑法》中的多项罪名。例如，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行进入债务人住所）、寻衅滋事罪（辱骂、跟踪等破坏社会秩序行为）以及敲诈勒索罪（以威胁手段索要财物）等。例如，2017年河北某案例中，刘某等人因强行入住债务人房屋被判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期达一年。这一判决体现了司法对违法催收的零容忍态度。
二、恐吓威胁手段的违法边界
恐吓威胁的认定需结合具体行为模式。若讨债人员通过电话轰炸、公开辱骂、散布隐私等方式施压，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面临拘留或罚款。例如在东莞某案例中，催收公司通过群发短信曝光债务人隐私，最终被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但需注意，合法催收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在于手段的正当性。若催收仅限于协商、发函等非对抗方式，理论上不构成违法。然而实践中，多数讨债公司为提升效率，往往采用心理施压甚至暴力手段。例如2023年广州某案例中，讨债人员对债务人实施殴打，最终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凸显暴力催收的刑事风险。
三、债务双方的权益平衡困境
债权人常陷入两难：合法诉讼周期长、成本高，而委托讨债公司则面临连带责任风险。根据《民法典》第519条，债权人若明知催收方使用非法手段，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例如某案件中，债权人因默许催收公司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最终与催收人员共同承担非法拘禁罪责。
对债务人而言，法律虽提供保护路径，但取证难度大。根据《刑事诉讼法》，债务人需保留通话录音、监控视频等证据方可立案。然而现实中，许多恐吓行为具有隐蔽性，例如2021年东莞某案中，讨债公司使用虚拟号码骚扰，导致证据链难以完整。部分债务人因惧怕报复而选择沉默，进一步加剧维权困境。
四、合法替代路径的现实选择
诉讼仍是解决债务纠纷的核心途径。《民事诉讼法》规定，债权人可申请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措施。例如，东莞法院2024年数据显示，通过“执破融合”机制，企业债务清偿率提升至37%，证明司法程序的有效性。调解委员会、商事仲裁等非诉机制也逐渐成为高效选择。
对于小额或个人债务，可借助律师函警告、信用惩戒等合法施压手段。例如《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管理办法》允许将“老赖”纳入征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东莞某律所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定电子证据，使催收函的法律效力大幅提升，为合法催收提供新思路。
五、总结与建议
综合来看，东莞讨债公司的恐吓威胁行为具有明确违法性，其背后折射出债务纠纷解决机制的短板。未来需从三方面改进：一是强化《反有组织犯罪法》在催收领域的适用，打击职业化讨债团伙；二是推广“互联网+调解”平台，降低合法催收成本；三是加强债务人法律教育，建立“举报-庇护-救济”一体化保护机制。唯有构建多元化的债务化解生态，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催收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