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的讨债行业中，最典型的骗局模式是以“高价收购债权”或“零成本代理”为诱饵，吸引急于回款的债权人签订协议。这些公司声称以市场价数倍的高折扣（如五折）收购无抵押债权，甚至承诺“全风险代理，回款前不收费用”。然而实际操作中，催收公司会以“案件登记费”“评估费”等名目收取数千元费用，随后再追加“挂牌费”“差旅保证金”等各类小额支出，形成连环收费。例如某受害者透露，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被要求支付2888元登记费，后续又以“核实债务人资产”为由收取1.5万元。
此类骗局的底层逻辑是利用债权人的焦虑心理。由于执行难的案件往往已被法院判定为“无财产可供执行”，催收公司刻意营造“发现隐藏资产”的假象，甚至虚构内部关系网或特殊调查手段。但实际上，正如深圳执行律师琪哥分析：“市场价格仅0.1折的债权，催收公司却愿以五折收购，其背后必然存在转移风险或二次收割的动机。”
二、软暴力催收的灰色产业链
郑州催收行业的另一大乱象是软暴力手段的普遍化。从业者通过非法获取债务人通讯录、家庭住址等信息，对债务人及其亲友进行电话轰炸、短信恐吓，甚至伪装成银行或司法机关施压。例如中原区郭先生遭遇的案例中，催收方不仅掌握了其3岁孩子的姓名，还在儿童节当天骚扰幼儿园老师，通过社会关系网制造心理压迫。
部分催收公司更将软暴力升级为系统性威胁。据记者暗访，郑州某团伙要求成员身高1.8米以上，通过人数优势形成“上门威慑”，同时配备隐秘摄像设备记录催收过程以规避法律风险。其话术模板显示，针对女性债务人会发送黄色图片或视频进行精神摧残，迫使对方为“保全名誉”而还款。这种介于法律边缘的操作，使得郑州在2015-2019年间爆发多起恶性事件，仅2019年某案就涉及3000余名受害人，涉案金额超800万元。
三、反催收诈骗的寄生生态
近年来，郑州催收行业衍生出新型“反催收”骗局。某些公司打着“债务优化”“法务援助”旗号，向负债人收取债务金额5%的服务费，谎称能通过伪造医疗证明、信访投诉等手段减免息费。2024年郑州警方破获的BN法律咨询公司案中，犯罪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PS营业执照、伪造协商记录，导致200余家金融机构受损。
这种双向收割的商业模式暴露出行业系统性漏洞。一方面，负债人支付高额费用后，催收公司仅通过呼叫转移制造“已协商”假象；伪造的投诉材料挤占监管资源，仅数禾科技协助侦办的案件中，就发现超过1.2万条虚假信访记录。某网贷从业者指出：“这类公司实质是将债务风险转嫁给社会，最终由金融机构和纳税人买单。”
四、法律风险与行业治理困境
郑州催收乱象的根源在于法律约束与行业监管的失衡。尽管《刑法》明确将暴力催收纳入寻衅滋事罪范畴，但实际执法中，对于电话骚扰、心理胁迫等软暴力行为仍存在认定困难。2019年郑州警方打击的某催收团伙中，18名成员通过“合法话术包装”，在两年内非法获利超千万元，却仅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
从行业生态看，催收公司与金融机构形成畸形共生关系。部分银行将信用卡欠款委外催收，默认第三方使用灰色手段。某股份制银行郑州分行负责人坦言：“官方催收成本是委外的3倍，且合规要求限制了效率。”这种利益驱动下，郑州催收行业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直至2023年警方联合金融科技企业建立“黑灰产名单共享机制”，才初步遏制乱象。
总结与建议
郑州讨债行业的乱象本质是金融信用体系缺陷的投射。从虚假承诺、软暴力催收到反催收诈骗，暴露出法律执行、行业监管与公众金融素养的多重短板。建议从三方面破局：一是建立全国性债权交易登记平台，压缩灰色催收生存空间；二是推广“警企数据联防”模式，利用AI技术识别非法催收特征；三是加强债务纠纷普法教育，引导公众通过仲裁、资产查控等合法途径维权。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区块链技术在债权追溯中的应用，或借鉴德国《反不正当债务催收法》的立法经验，构建更具刚性的行业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