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的当下，连云港市多起“讨债视频”引发的法律纠纷引发社会关注。从个人在抖音发布辱骂信息到司法部门推出普法情景剧，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网络时代债务纠纷解决方式的变迁，更暴露出公众对名誉权与言论自由边界的认知模糊。随着《民法典》实施与司法实践深化，如何在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同时保障债务人名誉权，成为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
一、网络讨债的法律边界
网络平台并非法外之地，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理的张某案为此提供了典型案例。2022年9月，张某因与王某父母存在债务纠纷，在抖音发布带有王某全家照片及“欠款13万元不还”等不实言论的视频，引发111次点赞与17条。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无法证明王某存在债务关系，其行为导致王某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侵权，最终判决张某公开道歉。该案揭示了《民法典》第1024条的核心要义：即便存在真实债务，债权人通过侮辱、诽谤等非法手段讨债仍将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对网络讨债的规制具有双重考量。一方面，债权人可通过诉讼、申请强制执行等合法途径维权，如网页2中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半年内成功追回欠款，印证了司法救济的有效性；若选择网络曝光，必须确保信息真实且措辞合法。连云港中院民一庭副庭长卞俏丽指出，网络空间的“情绪化表达”极易逾越法律红线，即便债务属实，公开他人隐私或使用侮辱性语言也可能构成侵权。
二、司法实践中的进步与困境
司法系统对网络讨债案件的响应速度与裁判标准显著提升。以张某案为例，从2022年9月侵权行为发生到2023年5月法院作出判决，审理周期不足8个月，且判决明确要求道歉声明需经法院审核，确保执行效果。这种高效处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网络侵权“零容忍”的态度，也与连云港中院推出的“正青春·与民同行”普法短视频形成呼应——通过情景剧形式将《民法典》条文转化为大众可理解的案例，强化公众法治意识。
然而司法救济仍面临现实困境。网页20中律师咨询记录显示，许多债权人因证据不足或债务人无力偿还陷入维权僵局。更有甚者如网页26所述，部分债权人转而寻求非法讨债公司帮助，反遭。这暴露出当前法律执行中的两大痛点：一是小额债务诉讼成本较高，二是部分群体对合法维权渠道缺乏信任。如何优化诉讼流程、加强法律援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治理的多维路径探索
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治理体系是关键突破方向。线上层面，连云港司法机关已率先运用短视频开展普法，2024年发布的《讨债人发抖音泄愤是否担责》情景剧获得超10万次播放，用鲜活案例阐释了网络言论的法律后果。线下则需强化基层调解功能，例如网页25中赣榆警方协助调解债务纠纷，既避免了矛盾激化，又为当事人节省了诉讼成本。这种多元解纷机制的应用，有助于从源头减少网络侵权事件。
技术创新为债务纠纷化解提供新思路。区块链存证、电子支付凭证等技术的运用，可有效解决传统借贷中证据缺失问题。而信用修复机制的完善同样重要，如网页64提及的信用逾期申诉流程，若能延伸至债务纠纷领域，将有助于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社会信用生态。未来或可探索建立债务调解大数据平台，实现纠纷预警、证据固化、法律咨询等功能一体化。
四、公众认知与行为选择的重构
网络讨债行为的频发，折射出部分公众对“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认知的错位。研究表明，超过60%的债权人选择网络曝光是认为“司法程序太慢”，却忽视了侵权风险。对此，法学专家建议建立“15分钟法律响应圈”，通过社区法律顾问即时解答维权疑问，扭转“信访不信法”的观念。短视频平台应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对含有个人隐私、侮辱性语言的讨债视频实施分级管控。
债务双方的权利平衡需要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债权人固然有权追索合法债务，但债务人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2023年苏州某讨债公司因发布追账视频泄露他人住址，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这一案例警示：即便采用商业追讨手段，也须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来立法或可考虑设立“冷静期”制度，要求债权人在网络曝光前先行通过官方渠道备案，避免情绪化决策导致二次伤害。
五、未来法治生态的构建方向
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势在必行。建议在《民法典》框架下制定《网络债权纠纷处置细则》，明确短视频讨债的证据标准、免责情形与处罚幅度。例如，可借鉴德国《反不当债务追讨法》，规定讨债视频不得出现债务人家庭成员影像，文字表述需经公证。同时加强跨平台信息共享，对多次发布侵权内容的用户实施联合惩戒。
司法能动性的提升是破题关键。连云港法院在张某案中创新采用“道歉声明审核”执行方式，确保判决的社会效果。此类经验可推广至全国，探索建立网络侵权案件快速审理通道。网页19提及的“鬼秤”事件中，市场监管部门对违法商家的重罚启示我们：对恶意逃债行为同样需要强化信用监管，将拒不执行判决的债务人纳入失信名单，形成“不敢赖、不能赖”的法治威慑。
从连云港的司法实践可见，网络讨债引发的法律纠纷实质是技术革命与传统的碰撞。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既要通过普法教育重塑公众法治信仰，又要依靠制度创新提高维权效率，更需借助技术手段构建权利平衡机制。只有当法律成为债务纠纷解决的首选途径，而非网络空间的情绪宣泄，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治理目标。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债务调解中的应用，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网络讨债行为的差异比较，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务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