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国家工商总局首次发布《关于停止办理公、检、法、司所属的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登记注册问题的通知》以来，我国对讨债公司的法律定位始终处于否定状态。2000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该类机构。这一立场在2025年《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强化，规定催收行为必须遵循合法边界，禁止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
法律禁止并未完全消灭市场需求。据2025年行业调查显示，约60%的债务纠纷仍通过非官方渠道解决，其中部分机构以“商务咨询”“资产管理”等名义变相经营讨债业务。这种矛盾源于传统诉讼程序的高成本与长周期，而民间讨债公司凭借快速回款承诺吸引债权人。但需明确的是，即便部分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其超范围经营的讨债行为仍属违法。
二、官方监管与执法实践
在监管层面，工商部门与公安机关形成双重治理机制。工商总局通过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筛查异常注册公司，对违规机构采取吊销执照、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措施。2023年数据显示，全国共查处变相经营讨债业务的企业1243家，其中67%涉及非法催收。公安机关则依据《刑法》第245条（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等条款，对暴力催收行为进行刑事打击。例如2027年上海某催收公司因非法拘禁债务人，法人及员工被判处3-7年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套路贷”司法解释（2019年）明确区分合法债务与非法催收。2025年新增的“反催收权”条款赋予债务人对抗非法催收的法律武器，若催收机构在22:00-8:00联系债务人或泄露其隐私，债务人可主张赔偿并追究刑责。这些措施体现了官方对催收行业“零容忍”与“精准打击”并重的治理逻辑。
三、债权人委托的法律风险
委托讨债公司可能引发多重法律后果。债权人可能因“共同犯罪”承担连带责任。例如，广州某案件中，债权人虽在合同中禁止暴力催收，但因未能有效监督，最终与催收人员共同构成非法拘禁罪。存在资金安全风险。部分讨债公司利用受托权限侵占回款，或与债务人串通伪造还款记录，导致债权人损失扩大。
民事赔偿风险不容忽视。若催收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法院可能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共同侵权责任）判决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2025年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起案例中，债权人因催收公司辱骂债务人致其抑郁，被判赔偿精神损失费8万元。这些案例表明，委托非法机构讨债的法律成本远超预期收益。
四、合规催收的替代路径
面对讨债公司的合法性困局，官方正推动债务解决机制向专业化与法治化转型。一是鼓励通过司法调解与支付令简化程序。2025年数据显示，全国法院支付令申请成功率提升至78%，平均处理周期缩短至20天。二是支持律师参与合规催收。具备法律资质的律师事务所可协助债权人调查财产线索、申请诉前保全，并通过“执行悬赏”等制度提高回款效率。
商账追收师职业的规范化成为新趋势。该职业需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认证，催收流程严格限定为“电话提醒—信函通知—上门协商—法律诉讼”四步。2025年新修订的《商账追收行业标准》进一步要求催收机构留存全程录音录像，确保行为可追溯。
五、总结与建议
综合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可见，我国对讨债公司采取“全面禁止+重点打击”的治理模式。其合法性争议本质上反映了效率与法治的价值冲突，而官方通过强化监管科技（如全国催收行为监测平台）、完善信用体系（如个人破产制度）逐步消解这一矛盾。
对债权人而言，规避风险的核心在于选择合法途径。建议优先通过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诉前调解，若需第三方协助，应委托具备《法律咨询服务许可证》的机构，并在合同中明确禁止暴力催收条款。未来研究可聚焦于区块链技术在债务存证中的应用，或比较法视野下英美“持牌催收人”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平衡各方权益，才能构建可持续的债务解决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