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施压是讨债公司最常用的手段之一。通过高频次的电话轰炸、短信威胁或上门骚扰，制造持续的心理压迫感，迫使债务人妥协。例如，上海某催收公司曾公开披露其每日拨打250通电话的策略，通过“午夜凶铃”式骚扰干扰债务人正常生活。这种手段的“合法性”往往游走于灰色地带，部分公司甚至伪造律师函或法院通知，利用债务人对法律程序的陌生感制造恐慌。
软暴力行为还包括在债务人社交圈中散布欠款信息。例如，通过联系亲属、同事或雇主，以“社会性死亡”威胁债务人还款。这种手段虽不直接使用暴力，但可能对债务人的名誉和社会关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研究显示，超过60%的债务人因不堪舆论压力而选择妥协。
二、贴身跟踪与空间干扰
贴身跟踪是更具侵略性的催收方式。讨债公司常派遣人员24小时尾随债务人，甚至在其住所或工作单位长期蹲守，通过物理空间的侵占干扰其正常生活。例如，重庆某讨债公司曾因派人到债务人单位阻碍经营，导致企业被迫停业。这种手段不仅侵犯隐私，还可能升级为肢体冲突，2016年湖南某案例中，催收人员误认债务对象后强行拖拽被害人，最终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空间干扰的另一种形式是破坏债务人财产。例如，泼油漆、堵锁眼等行为虽被部分债务人视为“传统手段”，但其合法性备受质疑。法律学者指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但实践中因取证困难而屡禁不止。
三、法律程序工具化利用
部分讨债公司将法律程序异化为施压工具。例如，滥用“支付令”制度，通过批量提交格式化申请制造司法压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1条，支付令可在15日内发出，但债务人若提出异议则程序终止。讨债公司借此制造“法律行动已启动”的假象，迫使缺乏法律知识的债务人仓促还款。
更隐蔽的手段是操纵财产保全程序。通过虚构紧急情况申请冻结债务人资产，即使最终败诉，冻结期造成的经营损失已足够迫使对方妥协。数据显示，此类案件中有23%的财产保全申请存在证据瑕疵，但债务人往往因诉讼成本高昂放弃抗辩。
四、暴力催收与刑事风险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暴力催收仍是地下讨债市场的“终极手段”。从非法拘禁到故意伤害，暴力行为的犯罪形态不断升级。例如，江苏某案例中，催收人员为逼迫还款将债务人拘禁于郊区仓库长达72小时，最终被判处非法拘禁罪。值得注意的是，委托方也可能被认定为共犯，2020年浙江一债权人因默许催收公司使用暴力手段，被法院以共同犯罪论处。
暴力催收的产业链化趋势加剧了治理难度。部分公司雇佣刑满释放人员组建“行动组”，通过分工作案规避侦查。研究指出，此类组织中70%的成员有前科记录，其反侦查意识显著提高了执法成本。
总结与建议
讨债公司的行为本质是民间债务纠纷解决机制失灵的产物。尽管其手段在短期内可能见效，但长期来看，暴力催收滋生犯罪、工具化法律损害司法公信力、软暴力催收破坏社会信任等问题已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层面需强化三方面治理：其一，完善债务调解体系，推广“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压缩非法催收生存空间；其二，建立催收行业准入制度，将合规企业纳入监管；其三，加大违法成本，对委托方和催收方实施双向追责。唯有通过制度重构，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讨债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