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起，我国多部门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已明确禁止公检法司机关成立“讨债公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四部门在《关于公检法司机关不得成立“讨债公司”的通知》中指出，此类机构不仅违政机关不得经商的规定，还混淆司法机关的职能定位，可能滋生权力滥用和腐败。此后，1993年工商总局要求停止登记注册“讨债公司”，1995年公安部等部门进一步将禁止范围扩大到所有单位和个人，明确任何形式的讨债业务均属违法。
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司法》《民法典》等规定，企业需经合法登记且经营范围符合规定，而“讨债”从未被纳入合法经营范畴。工商登记系统至今未开放此类业务注册，即使以“资产管理”“法律咨询”等名义注册的公司，若实际从事催收业务，仍涉嫌非法经营。法律对讨债公司的否定态度具有延续性和全面性，从设立到运营均无合法化空间。
二、现实催收的灰色生存逻辑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市场上仍存在大量以“商务咨询”为名的催收机构。这类公司通过模糊经营范围描述规避监管，例如将业务包装为“信用管理”或“不良资产处置”，实际采用电话骚扰、上门威胁等手段追债。其生存基础源于债务市场的庞大需求：2020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金额超850亿元，网贷逾期规模更难以统计，债权人因诉讼成本高、执行难而转向第三方催收。
催收公司的盈利模式加剧了非法性。其收入通常与回款金额挂钩，促使从业者采取极端手段。例如，通过PS图片、短信轰炸、恶意曝光隐私等方式逼迫债务人，甚至引发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刑事案件。这些行为不仅损害债务人权益，还破坏社会秩序，如某案例中催收集团导致20余家单位无法正常经营。
三、多重法律风险的叠加效应
对委托人而言，委托讨债公司可能构成共犯。根据《刑法》，若催收过程中涉及暴力、恐吓，委托人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例如重庆某案例中，“讨债公司”误抢他人车辆，虽无非法占有目的，但因使用暴力手段仍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委托人亦需承担连带责任。债权凭证若被催收公司篡改或灭失，将导致后续诉讼证据链断裂。
对催收公司而言，其行为可能触犯多项罪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频繁骚扰、威胁他人可处拘留或罚款；若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则可能升级为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刑事犯罪。2023年某网络软暴力催收案中，6人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首要分子获刑五年以上。
四、合法路径与制度完善方向
现行法律为债权人提供了诉讼、仲裁、律师协助等合法追偿渠道。《民事诉讼法》规定，债权人可申请支付令或强制执行，尽管程序耗时较长，但能确保权益的合法性。律师介入的优势在于证据固定和专业谈判，例如通过调查债务人财产线索、申请诉前保全等措施提高回款概率。
未来改革需从三方面突破：其一，优化司法执行效率，利用大数据追踪债务人隐匿资产；其二，建立行业准入标准，将合规催收纳入监管，如限定催收频次与手段；其三，完善信用惩戒体系，通过限制高消费、公开失信名单等方式增加违约成本。可探索建立公益性的债务调解机构，平衡双方利益，减少暴力催生的社会矛盾。
总结与展望
成立讨债公司的违法性源于法律对其主体资格、经营行为的全面否定，而市场需求与监管漏洞催生了灰色产业链。委托双方均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的风险，合法维权仍是唯一可行路径。未来需通过技术赋能司法执行、细化催收行业规范、强化公民法律意识等多维措施，构建更高效的债务纠纷解决机制。如何平衡债权实现与人格权保护，将成为立法与司法实践长期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