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债务纠纷的解决逐渐依赖专业讨债公司的介入。债权人、债务人乃至第三方服务机构之间的权责划分，尤其是讨债公司服务费用的最终承担方问题，成为法律实践与商业合作中的焦点矛盾。这一议题不仅涉及合同双方的直接利益，更折射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层挑战。
法律依据与合同条款
我国《民法典》第581条明确规定，债务人不履行金钱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其承担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进一步细化，将”必要费用”明确涵盖律师费、诉讼费及合理催收成本。这意味着在司法层面，讨债费用原则上应由债务人承担。
但在实际操作中，合同约定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对2021年长三角地区300起债务纠纷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47%的合同明确约定催收费用的承担方式。当合同条款缺失时，法院通常依据《民法典》第511条进行补充解释，此时债务人承担费用的比例上升至82%。这提示市场主体需在缔约阶段完善条款设计，避免后续争议。
行业惯例与市场博弈
国内讨债行业普遍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模式，即前期仅收取基础服务费，成功回款后按比例抽成。这种模式下，费用的最终承担实际上取决于债权人与讨债公司的博弈能力。深圳某资产管理公司披露的合同样本显示，头部机构在谈判中常将费用转嫁条款写入委托协议，使债权人先行垫付、后期向债务人追偿的比例高达90%。
但中小企业在此类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注册资本低于500万元的企业，有68%被迫接受”双头付费”条款——既要向讨债公司支付固定佣金，又需自行承担后续司法程序费用。这种市场地位差异导致收费承担机制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司法实践的区域差异
不同地区的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存在显著差异。江苏省高院在（2021）苏民终1432号判决中，支持债权人将全部催收费用计入债务人违约成本；而广东省高院同年的（2021）粤民终1895号判决却认为，超过债务本金15%的催收费属于”非必要支出”，应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这种裁判分歧导致市场主体难以形成稳定预期。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某在2022年民商法研讨会上指出，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核心症结在于《民法典》第584条”可预见性原则”的适用边界模糊。部分法院将债务人在缔约时是否知悉具体催收方案作为判断标准，另一些法院则直接参照行业平均收费标准，这种法理认知差异亟待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弥合。
社会成本的隐性转嫁
讨债费用的承担机制实质上构成社会信用成本的分配系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研究表明，当催收成本完全由债务人承担时，违约惩罚的边际威慑效应会提升23%，但同时也可能加剧”破罐破摔”心理，导致坏账核销率上升5.8个百分点。这种矛盾效应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制度设计时寻求动态平衡。
更具争议的是费用承担机制对金融普惠的影响。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模拟测算显示，若强制要求金融机构承担全部催收成本，小微企业的信贷利率将被迫上浮0.6-1.2个百分点。这提醒监管部门需在保护债务人权益与维护金融市场效率之间谨慎取舍。
总结与建议
讨债公司收费的承担问题本质上是风险分配与成本转嫁的法治化命题。现行法律框架虽确立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具体适用中仍面临合同约定缺失、司法标准不一、市场力量失衡等多重挑战。建议从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全国统一的催收费用认定标准，推行分级制的债务人偿付能力评估机制，强制金融机构披露费用转嫁条款。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区块链智能合约在自动执行收费条款中的应用潜力，以及人工智能催收系统对传统费用分担模式的颠覆性影响。唯有构建多方共赢的规则体系，才能在保障债权人权益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