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讨债公司”的合法性持明确否定态度。自1993年起，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等多部门陆续发布文件，要求停止注册并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例如，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讨债业务。
这种政策立场源于讨债公司普遍采用的手段与法治原则的冲突。尽管部分公司以“商务咨询”“资产管理”等名义注册，但其实际业务往往涉及非法拘禁、恐吓、暴力威胁等行为。例如，在（2014）泰中商终字第00332号案例中，法院认定委托讨债公司的合同因内容违法而无效，强调商业化讨债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学术界对此也存在共识。法律专家指出，讨债公司的存在不仅破坏社会秩序，还可能助长地下经济，形成“以暴制债”的恶性循环。例如，有研究显示，约70%的讨债案件涉及非法手段，导致债权人反被卷入刑事案件。
二、委托讨债公司的多重法律风险
从司法实践看，委托讨债公司可能引发刑事责任风险。根据《刑法》相关规定，若讨债行为涉及暴力催收、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等，委托人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例如，2025年新会法院审理的涉恶催收案件中，债权人因委托采用“软暴力”的讨债公司，导致多名员工被追究刑责。
经济利益层面同样存在隐患。一是高额佣金与费用陷阱，部分公司以“无前期费用”为诱饵，实际收取高达45%的佣金；二是债权失控风险，如网页34案例中，讨债公司卷款跑路，导致债权人损失119万元。更严重的是，委托合同因违法无效时，已支付的费用难以追回。
社会影响方面，非法讨债行为可能引发次生危害。据公安部统计，2023年全国因讨债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达1.2万起，其中23%涉及人身伤害。这不仅损害债务人权益，还可能导致债权人名誉受损、企业运营受阻。
三、合法债务追索的替代路径
法律为债权人提供了多元化的合法救济渠道。第一层是协商与调解机制，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协议，成功率可达60%以上。第二层是司法程序，包括支付令申请和民事诉讼。以支付令为例，其具有“15天生效+强制执行”的特点，适用于无争议债权。
诉讼途径的优势在于终局性与强制性。根据最高法院数据，2024年全国法院执行到位金额达4.8万亿元，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消费令320万次。例如，在姑苏法院审理的案例中，债权人通过诉讼成功将债务人列入失信名单，最终实现债权回收。
对于复杂案件，建议委托专业律师。律师介入可提升证据效力，如在某金属制品公司案中，律师通过财产保全冻结债务人资产，避免转移风险。律师代理费用通常低于讨债公司佣金，且受《律师法》严格约束。
四、社会治理视角的优化方向
当前债务纠纷处理体系仍存在改进空间。一是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推广“线上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如浙江法院2024年通过该模式化解债务纠纷12.7万件。二是强化执行威慑，探索建立全国联网的财产查控系统，已有28个省份实现不动产信息共享。
未来研究可聚焦于两方面：一是数字经济时代债务催收的合规边界，如AI电话催收的法律规制；二是小微企业债务纾困机制创新，例如主导的债务重组基金。这些探索将有助于构建更公平、高效的债务清偿生态。
总结
讨债公司的非法性已由法律政策与司法实践反复确认，其风险远超潜在收益。债权人应摒弃“捷径思维”，选择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对立法者而言，需在遏制非法催收的优化合法追债的便利性，例如简化支付令申请流程、扩大网络执行查控范围。唯有法治化、规范化的债务处理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