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框架下，讨债公司上门讨债的行为合法性需严格区分手段与债务性质。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非法催收非法债务罪”，若催收行为涉及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侵入住宅或骚扰跟踪等非法手段，且债务本身属于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债务，则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例如，2021年河南某案件中，讨债人员因非法侵入债务人住宅并实施恐吓被判处寻衅滋事罪。
单纯通过合法途径（如电话通知、书面函件）主张权利并不违法。关键在于是否突破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边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即使债务合法，采用堵锁眼、喷漆威胁等“软暴力”手段仍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面临行政拘留。这种区分体现了法律对合法债权主张与社会秩序维护的平衡。
二、非法催收：手段类型与法律后果
非法催收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征。物理性暴力如殴打、拘禁属于传统违法形态，而新型“软暴力”更具隐蔽性。例如，武汉某案例中，讨债公司连续多日派人滞留债务人家中，限制其睡眠自由，最终导致债务人精神崩溃跳楼身亡。此类行为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伤害，但通过心理压迫同样构成非法拘禁罪。
法律对非法手段的认定具有严格标准。根据《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即便出于追讨合法债务的目的，若在公共场所实施拖拽、强占财物等行为，仍可能因破坏社会秩序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青岛某案件中，讨债人员因错误锁定债务人亲属并实施喷漆威胁，最终被追究刑责，这显示司法机关对非法手段的“零容忍”态度。
三、债务性质：合法与非法债务的区分
债务合法性是判定催收行为性质的核心要素。合法债务指基于有效借贷合同产生的债权，受《民法典》保护；而非法债务包括赌债、超过司法保护利率的高利贷（如超过LPR四倍）及职业放贷形成的债务。例如，2020年浙江某职业放贷人因催收36%年息的债务被判非法经营罪，其利息部分被认定为非法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表面合法的债务可能因程序瑕疵丧失司法保护。如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虽不构成非法债务，但债权人丧失胜诉权后若采用非法手段催收，仍需承担相应责任。这种区分要求债权人必须精准把握法律对债务效力的多层次评价体系。
四、应对策略：权利救济与风险防范
面对非法上门催收，公民可采取阶梯式维权措施。初级应对包括立即报警、全程录音录像、要求出示授权文件。南昌某案例显示，债务人通过安装智能门锁记录讨债人员侵入过程，成为定罪关键证据。中级手段涉及向银举报违规放贷，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超范围经营的“商务咨询公司”。
系统性防范需建立多维防线。个人层面应避免签署空白借据，借款时明确约定利率及担保方式；社会层面可依托信用信息系统查询放贷机构资质。苏州法院建议，债权人应优先选择诉讼保全、申请支付令等司法途径，其回款成功率较委托讨债公司提高47%。对于已委托非法催收机构的债权人，及时解除合同并追回授权书可避免连带责任。
五、总结与建议
讨债公司上门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双重审查：债务性质合法性与手段合法性。现行法律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等规范构建了立体化规制体系，但实践中仍存在职业放贷认定标准模糊、软暴力取证难等问题。建议未来立法细化非法债务类型化清单，建立跨部门债务催收行为备案系统，同时加强公众金融法治教育，从源头上减少非法债务产生。对于债务人而言，理解“欠债还钱”原则不意味着容忍非法逼债，及时运用法律武器才能实现权利救济与社会秩序的双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