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讨债公司并非合法主体。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均被明令禁止。这类机构常以“商务咨询”“资产管理”等名义注册，但核心业务仍围绕催收展开。其行为边界模糊，部分机构通过电话威胁、伪造法律文书甚至冒充公权力机构实施催收，例如谎称“司法局调解中心”名义联系债务人。
司法局的调解职能与讨债公司存在本质差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群众性组织，调解过程需遵循自愿、平等、合法原则，且不收取任何费用。而讨债公司的核心目标在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债务回收，其所谓“调解”往往缺乏中立性。例如，部分案例显示，讨债公司通过虚构司法局调解流程对债务人施压，实际目的是绕过法律程序加速回款。
二、调解请求的真实性验证路径
辨别调解请求真伪的关键在于信息核实。正规司法调解流程中，法院或司法局仅通过官方渠道（如12368司法服务热线）发送通知，且调解内容需与诉讼案件直接关联。若接到以“司法局调解”名义的催收电话，债务人可通过以下方式验证：一是直接致电当地司法局或法院查询案件编号；二是通过工信部网站核查来电号码的注册主体，若显示为商业公司则极可能是伪装。
从行为动机分析，讨债公司伪装司法局调解的行为具有显著特征。其一，调解内容通常伴随威胁性语言，例如“不接受调解将立即起诉”；其二，调解方案往往缺乏协商空间，要求债务人短期内全额还款。这种模式与《人民调解法》强调的“平等协商”原则严重背离。例如，北京市某案例中，催收方伪造法院委托调解文件，最终被证实为第三方机构冒用司法局名义。
三、司法局调解机制的权威性边界
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的调解具有明确法律效力。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可申请司法确认并强制执行。这种调解通常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调解员主持，且全程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监督，例如重庆市司法局建立的“一站式”涉企纠纷化解平台，整合了10个行业调解机构。
反观讨债公司主导的“调解”，其法律效力几乎为零。这类机构既无调解资质，亦无权力介入司法程序。部分案例显示，催收方甚至通过篡改法院文书编号、虚构调解进度等方式制造恐慌。例如，六安市某债务纠纷中，讨债公司冒充信访调解机构联系债务人，最终被司法局介入揭穿。这种行为的法律风险极高，可能触犯《刑法》中关于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招摇撞骗等罪名。
四、债务纠纷解决的合规路径选择
对于债权人而言，合法追债应优先选择司法途径。根据《民事诉讼法》，债权人可申请支付令、财产保全或直接提起诉讼。以北京市某物流公司案例为例，通过法院委派调解组织达成协议后，债务人违约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全程耗时仅需2周。这种模式既保障程序正义，又避免激化矛盾。
债务人面对非法催收时需强化维权意识。应保留通话录音、短信截图等证据；可向司法局、银等监管部门举报违规行为；对于已造成实际损失的案件，可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例如，上海市某案件中，债务人因遭受催收骚扰起诉讨债公司，最终获赔3万元。
总结与建议
综合来看，讨债公司以司法局名义发起调解的诉求不具备法律真实性，其本质是催收策略的异化表现。债务人需警惕三类信号：非官方通讯渠道、胁迫性话术、缺乏书面法律文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量化非法催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或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调解文书存证中的应用。对于立法机关，建议细化《人民调解法》实施细则，明确禁止商业机构冒用公权力名义介入调解，从而维护司法调解的公信力与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