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民间债务纠纷的激增，各类讨债公司以“专业催收”“全风险代理”等名义活跃于网络平台。这些公司往往通过短视频广告、网页弹窗等形式，承诺“保证十五日内回款”“零成本追债”等诱人条件，吸引债权人委托。这些看似美好的承诺背后，实则暗藏层层陷阱。
以陕西西安雷先生的案例为例，其因朋友拖欠74万元债务无力追讨，便与某讨债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2万元费用。该公司在收取费用后迅速失联，导致雷先生不仅未能追回债务，反而损失更多资金。类似的骗局中，讨债公司常以“高价收购债权”为噱头，例如声称以五折价格收购“死案”，实则通过收取“案件登记费”“评估费”等名目逐步榨取费用。更有甚者伪造资质文件，利用豪华办公场所骗取信任，最终卷款消失。
这些骗局的本质是利用债权人急于回款的心理，通过夸大成功率与低成本话术制造虚假希望。正如福建某讨债公司谎称“定位债务人需缴纳费用”，实则伪造定位报告骗取钱财。此类行为不仅违反《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规定，更可能因证据链断裂导致债权人彻底丧失法律救济机会。
二、合同条款的隐蔽性欺诈
讨债公司设计的合同往往成为实施骗局的核心工具。表面看似规范的协议中，常暗含剥夺债权人权利、转移法律风险的条款。例如，要求签订“全权委托合同”，将债务凭证原件收走，从而控制债权人资产处置权。浙江台州曹先生即因轻信抖音平台上的“讨债视频”，点击不明链接后被骗1600元，其签订的电子合同实际为自动扣款授权书。
更隐蔽的欺诈体现在时间控制条款上。部分合同规定“委托期内不得另行委托他人”，迫使债权人长期受制于单一公司。即便发现对方无实际催收能力，也因合同约束无法及时止损。合同常模糊约定“代为领取回款”，为讨债公司私吞款项留下操作空间。例如，某公司以三七分成吸引委托人，却在追回欠款后谎称金额不足或直接失联。
法律专家指出，此类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但现实中，债权人往往因缺乏法律知识或急于求成，未能识破条款漏洞。福建某案例中，讨债公司甚至利用格式合同将暴力催收责任推卸给委托人，导致后者面临刑事指控。
三、暴力催收与法律连带风险
部分讨债公司采用非法手段催债，将债权人置于更高风险中。泉州某团伙雇佣艾滋病患者抽血威胁医护人员，指使残疾人在医院上吊，通过极端手段逼迫还款。此类行为虽能短期施压，却使委托人成为共犯。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强拿硬要行为可构成寻衅滋事罪，即便债权人未直接参与，也可能因“指使行为”承担刑责。
更值得警惕的是“软暴力”催收的灰色地带。宁波某公司通过电话轰炸、恶意投诉、散布隐私等手段逼迫还款，每月非法获利超千万元。其行为虽未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但已符合“软暴力”的犯罪构成，最终76名涉案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委托人即便在合同中声明“要求合法催收”，仍可能因公司越界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苏义飞律师指出，这取决于合同是否明确限定催收方式。
从法律视角看，委托人与讨债公司的关系类似于“雇主责任”。重庆某案例中，讨债公司误将无关人员当作债务人暴力抢车，委托人虽不知情，仍因雇佣关系被追究寻衅滋事罪责任。这警示债权人：任何形式的非法催收，都可能将自身卷入刑事漩涡。
四、行业乱象与治理困境
讨债行业的乱象根植于其非法性本质。自1995年公安部等三部门明确禁止开办讨债公司以来，相关企业始终处于地下经营状态。当前市场上所谓“商务咨询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实质仍是规避监管的讨债机构。其商业模式依赖信息不对称，例如二手平台出现的“欠条买卖”，卖家声称低价转让债权，实则多为无法执行的“死案”。
监管层面存在双重困境：一方面，合法催收渠道（如法院执行）效率不足，2023年某地法院统计显示，约20%民间借贷案件因债务人失联陷入僵局；非法讨债公司利用短视频平台监管漏洞，通过伪造资质、虚构案例进行引流。某“网上律师”骗局中，骗子以“保证胜诉”为诱饵，收取高额费用后提供无效服务，导致委托人既损失钱财又延误诉讼时效。
学界建议建立分级催收制度，将小额债务纳入行政调解范畴，同时加强网络平台广告审核。例如要求催收类广告必须标注“本机构不具备法律执行权”，并接入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验证资质。但从实践看，治理效果仍依赖跨部门协作与公民法律意识提升。
总结与建议
讨债公司的骗局本质是利用法律真空与人性弱点构建的黑色产业链。从虚假承诺、合同欺诈到暴力催收，每个环节都暗藏使委托人“债务叠加”的风险。现行法律框架下，债权人应优先选择诉讼、仲裁等正规途径，必要时可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对于已陷入骗局者，应及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权。
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两方面：一是区块链技术在债权登记中的应用，通过不可篡改的特性减少虚假债权交易；二是建立民间债务调解委员会，由、律所、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形成合法替代方案。唯有堵疏结合，才能根治讨债乱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正如法律学者所言：“债务纠纷的解决不应成为丛林法则的试验场，而应彰显法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