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间债务纠纷的激增催生了大量以“资产管理”“商务咨询”为名注册的讨债公司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尽管国家自1993年起多次通过行政法规明确禁止设立讨债公司，但这类机构仍通过更换名称、模糊经营范围等方式活跃于市场，形成“地下产业链”。这种合法性争议背后，既涉及法律强制力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也折射出债务追偿体系的结构性漏洞。本文将从法律定位、行为边界及社会影响三个维度，系统解析讨债公司与第三方催收的合法性争议。
一、法律定位与政策沿革
我国对讨债公司的法律禁止具有延续性和明确性。1993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停止办理公、检、法、司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登记注册问题的通知》，首次将讨债公司定义为非法经营主体。此后，1995年公安部、工商总局联合发文，进一步禁止任何以追债为名义的企业注册。2020年《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虽允许银行委托第三方催收，但需满足“接受金融机构委托进行催收”的资质要求，并禁止暴力手段。
这种政策演变揭示出监管的二元性：一方面坚决取缔民间讨债公司，另一方面对金融机构的合法外包催收给予有限认可。例如，工商登记系统中不存在“讨债”类目，但存在大量以“不良资产处置”“信用管理”为名的公司，其实际业务常超出核准范围。这种法律与实践的脱节，使得第三方催收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
二、第三方催收的合法性边界
合法性判断的核心在于催收手段是否合规。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受托人行为若构成侵权，委托人需承担连带责任。合法第三方催收应仅限于电话提醒、书面函告等非强制方式。例如银行委托的合规机构需在通话中表明身份、披露债务详情，并接受银回款率与合规性双重考核。然而实践中，大量第三方机构采用软暴力手段，如虚构司法文书、高频骚扰通讯录联系人等，这类行为已涉嫌《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委托关系的法律效力也影响合法性认定。债权人若与未取得金融委托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协议，根据《民法典》第171条，该代理行为可能因超越经营范围而无效。更严重的是，若催收过程中发生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行为，债权人可能被认定为共犯。2016年“辱母案”正是因催收人员采取极端手段，最终导致委托方承担连带刑责的典型案例。
三、社会风险与制度重构
催收行业的野蛮生长已衍生多重社会风险。对债权人而言，委托第三方可能引发债权失控，例如催收机构截留还款、伪造清偿证明；对债务人而言，63.8%的投诉涉及隐私泄露和人格侮辱。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种灰色产业链削弱了司法公信力——研究表明，约41%的债权人因“执行难”转向非法催收，形成“法律失灵—私力救济”的恶性循环。
制度重构需从三方面突破：应修订《公司法》明确“债务催收”类目，将合规机构纳入工商登记与银保监联合监管；可借鉴英国《1974年消费者信用法》，建立催收人员资格认证与行为规范；需完善执转破程序，通过简化破产清算流程减少债务积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指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债务调解平台，或能从根本上压缩非法催收的生存空间。
当前我国对讨债公司与第三方催收的规制，仍停留在“堵”而非“疏”的层面。法律禁令未能消除市场需求，反而催生更隐蔽的违规操作。未来立法需正视债务催收的服务属性，通过资质分级、手段清单、责任连带等制度设计，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唯有实现“合规催收有路，非法追债无门”的双向调节，才能真正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与公民合法权益。这不仅是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更是对社会诚信机制的重要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