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用卡与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以下简称“永雄”）曾以1.7万员工规模、覆盖全国20多座城市的业务布局，成为中国催收行业的绝对龙头。其创始人谭曼以“法言法语、轻言细语”为核心理念，试图将催收行业推向职业化与合规化。2023年安徽警方的跨省执法事件，不仅冻结永雄4800万元资金、抓捕179名员工，更直接导致这家行业巨擘宣布停业，并于2024年转型为科技服务企业。永雄的兴衰轨迹，不仅折射出中国催收行业的法律困境，更揭示了金融贷后管理体系的深层矛盾。
二、行业背景与法律困境
催收行业的兴起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攀升密不可分。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2.98万亿元，而永雄这类企业通过承接金融机构委外催收业务，解决了部分贷后管理需求。法律层面的模糊性始终存在：2015年国家工商总局已明确禁止“讨债公司”注册，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但合法债务的催收手段边界仍未清晰界定。
永雄案件中，安徽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指控其分公司员工，核心争议在于“软暴力”的认定标准。法院判决显示，永雄员工通过冒充公职人员、电话轰炸、社交平台恶意评论等手段施压，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但辩护律师指出，永雄催收的均为银行合法债权，且部分手段如货拉拉下单、短信提醒等是否构成犯罪存在法理争议。这种司法实践与行业认知的割裂，反映出催收行为合法性评价体系的缺失。
三、经营模式的争议性
永雄的经营模式具有典型的行业特征：其95%员工为催收专员，佣金提成高达10%，2019年招股书显示其信用卡催收业务收入占比超70%。这种高激励模式虽提升了回款效率，却也导致基层员工为业绩突破合规底线。例如，永雄监察部门曾抽查发现，部分员工通过虚构“征信黑名单”威胁债务人，甚至冒充学生家长向教师所在学校施压。
司法文书揭示了行业普遍存在的“施压逻辑”：催收员需“找弱点、多施压、变方式”，通过心理威慑实现回款。湖南众诚公司负责人陈军在庭审中坦言，“若不施压，债务人不会还款”。这种将债务催收异化为心理博弈的商业模式，不仅加剧社会矛盾，更使企业陷入“合法经营”与“手段越界”的悖论。
四、转型困境与行业出路
永雄宣布转型为智能科技公司后，其核心产品“贷后管理大模型”试图通过AI技术替代人工催收。这一转型面临双重挑战：技术上，如何精准识别合规催收话术仍需突破；商业上，金融机构对智能系统替代人力的接受度存疑。数据显示，湖南催收企业数量已从高峰期的超1000家锐减至不足百家，行业整体回款率下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
2024年5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贷后催收业务指引》，为行业指明方向：强调金融机构需审慎外包催收业务，并建立全流程合规管理体系。学者陆群指出，催收行业需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法律”服务转型，通过区块链存证、智能外呼系统等技术手段，构建可追溯的合规框架。建议立法明确“合法催收”的行为清单，例如将单日通话次数、第三方介入方式等纳入量化标准。
五、总结与启示
永雄的案例暴露出中国金融生态的断层：一方面，商业银行依赖外部催收解决不良资产；法律未能为合规催收提供明确保护。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个贷批量转让规模同比增长222.71%，但催收行业却因合规风险陷入萎缩，形成“不良资产处置需求激增”与“催收供给能力下降”的悖论。
未来研究可聚焦于三方面：一是建立催收行为分级评价体系，区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二是探索“法院+科技公司”的协同模式，通过司法区块链实现催收流程透明化；三是借鉴美国《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制定专项立法规范催收时间、频次及沟通方式。唯有构建法律、技术与行业自律的三重防线，才能实现金融秩序维护与社会保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