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起，中国多部门已明确禁止讨债公司的注册与运营。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停止登记并清理已有讨债公司。2000年国家经贸委等三部门进一步发布通知，强调取缔所有形式的讨债公司，并禁止其通过更名或变换业务形式继续活动。这些政策表明，讨债公司在中国并不具备合法地位。
现实中仍存在大量以“商务咨询”“资产管理”为名注册的企业，实际从事讨债业务。例如，部分公司通过委托代理合同与债权人合作，表面开展财务咨询，实则进行债务催收。这种“地下化”运作模式使得监管难度加大，也反映出法律框架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脱节。
二、运作模式的灰色地带
讨债公司的核心手段包括软性施压与潜在暴力威胁。根据公开案例，常见方法有电话轰炸、上门纠缠、跟踪骚扰等。例如，广州某讨债团队通过长期驻守债务人住所，利用心理压迫迫使其还款。尽管多数公司宣称“合法催收”，但实际操作中常突破法律边界，如伪造身份、威胁曝光隐私等。
更隐蔽的灰色手段包括债务买断与风险代理。部分公司以低价收购债权后自行追讨，利用诉讼或非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例如，某商务咨询公司以15%的佣金比例承接催收委托，却在收款后卷款潜逃，导致债权人二次损失。此类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加剧债务纠纷的复杂性。
三、委托方的多重法律风险
委托讨债公司可能导致债权人承担连带刑事责任。根据最高检案例，若催收过程中发生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行为，委托人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例如，上海某企业主因雇佣讨债团队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最终被判拘役5个月。这种风险源于委托关系的法律定性，即债权人需对代理人的行为负责。
民事层面的风险同样显著。部分讨债公司伪造还款凭证或与债务人私下和解，导致债权失控。例如，某金属制品公司委托催收后，债务人向讨债公司支付119万元，但后者拒绝转交，引发长达数年的诉讼纠纷。此类案例揭示，非法催收不仅难以保障权益，反而可能扩大经济损失。
四、市场需求与治理困境
尽管存在法律风险，讨债公司仍有生存土壤。数据显示，中国不良资产规模超6万亿元，传统司法程序耗时长、执行难，催生债务催收的灰色需求。例如，建筑行业分包商常面临工程款拖欠，而自行催收效果有限，转而寻求专业团队介入。这种供需矛盾反映出市场对高效债务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
治理困境源于法律与现实的错位。2015年长沙率先将“信贷催收”纳入企业经营范围，但国家层面仍未开放相关资质审批。这种政策矛盾导致行业长期处于“半合法”状态。学者指出，可借鉴美国《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建立行业准入标准与行为规范，平衡债务追索权与债务人权益保护。
总结与建议
讨债公司的存在本质上是法律滞后于市场需求的产物。其非法性已由多部门文件明确，但地下化运作仍广泛存在，暴露出债务解决机制的不完善。未来研究可聚焦于两方面：一是量化分析非法催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二是探索建立合规的第三方债务管理机构。对于债权人而言，应优先选择诉讼、仲裁等合法途径，避免因短期利益陷入更大风险。监管部门则需加快立法进程，在遏制暴力的为债务纠纷提供更高效的解决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