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冒充“讨债公司”的电信诈骗案件频发，大量以“催收债务”为名的骚扰电话正成为新型诈骗工具。根据黑猫投诉平台统计，仅2021年就有1.3万余条涉及“紧急联系人”的投诉，其中不乏诈骗分子伪装成正规机构实施威胁恐吓。而公安部2024年公布的十大高发电信诈骗类型中，虚假征信、冒充公检法等与债务相关的诈骗手段占比显著。这些诈骗电话不仅以“”“”等真实号码为伪装，更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归属地信息，使得普通民众难以辨识。这些行为不仅扰乱社会秩序，更对受害者造成财产与精神的双重伤害。
一、诈骗电话的伪装形式
诈骗分子通常通过两种方式伪造身份：一是冒用真实存在的企业名称与注册信息。例如2023年安徽商讨债务清算有限公司被曝伪造办事处，以“崔大师专业讨债”名义收取高额费用后失联，其使用的电话号码与工商注册信息看似合法，实则通过虚假合同实施诈骗。二是虚构机构资质，如2024年江苏某案件中，诈骗团伙自称“大X证券”工作人员，利用仿冒APP诱导受害者转账，涉案号码“”被标记为高频骚扰电话。
技术手段的升级进一步模糊了诈骗电话的边界。通过改号软件，诈骗分子可伪装成银行客服（如“”）、清欠专班电话（如山东省公布的投诉专线），甚至公检法机关号码。2024年无锡一起案件中，诈骗者通过视频会议软件共享屏幕，冒充民警要求转账至“安全账户”，其使用的虚拟号码难以溯源。这种技术伪装使得普通民众即便查询号码归属地，仍可能落入圈套。
二、诈骗话术与心理操控
在话术设计上，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债务纠纷中的信息不对称制造恐慌。常见套路包括：谎称“紧急联系人需承担连带责任”，威胁影响征信；虚构“债务违约将启动法律程序”，要求支付“解冻费”；或冒充“前合作伙伴”声称掌握隐私信息，诱导转账“消除不良记录”。例如2024年杨某遭遇的虚假征信诈骗中，骗子以“修复学生账户”为名，通过伪造的“展XX”APP骗取18万余元。
心理操控层面，诈骗电话常采用“紧迫感营造”与“权威背书”双重策略。一方面，通过密集呼叫（如半小时一次）、短信轰炸制造焦虑；伪造法律文书、件等增强可信度。2023年西安雷先生案件中，诈骗者不仅展示虚假锦旗，还提供“五证齐全”的合同文本，使受害者放松警惕。这种精密的话术链条，使得即便受过反诈宣传教育的群体也可能中招。
三、法律界定与治理困境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自1995年起已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但现行法规对“电话催收”的定性仍存在模糊地带。例如，通过合法注册的“商务咨询公司”实施电话骚扰，其行为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恐吓威胁”条款，但实践中常因证据不足难以立案。跨境诈骗的技术壁垒使得号码溯源困难，2024年浙江一起案件中，诈骗电话IP地址显示为东南亚地区，但资金流向追踪至第三国。
治理层面，多地已建立专项投诉渠道（如山东省16市清欠专班），但跨部门协作机制尚未完善。受害者往往面临“公安认为属经济纠纷不予受理，市场监管部门缺乏执法权”的困境。而部分第三方投诉平台（如网页50所列举报列表）虽提供线索，但缺乏与司法系统的数据互通，导致预警响应滞后。
四、识别与应对策略
针对诈骗电话的识别，公众需掌握三个核心原则：一是验证信息官方性。所有正规债务处理均需通过法院文书或书面通知，任何要求“私下转账”“共享屏幕”的行为均属诈骗。二是警惕非常规通讯方式。如2024年成都警方提示，自称“银行省行”却使用个人微信（如案例中“兰州银行材料工作号”）必为诈骗。三是利用技术工具辅助判断，例如通过“号码安全认证”APP查询标记信息，或向运营商申请高频骚扰电话拦截服务。
在应对措施上，建议采取“证据固定—联合投诉—司法救济”三步走。接到可疑电话时，立即录音并保存通话记录，通过12321网络不良信息举报平台提交证据。若已产生资金损失，需同步向银行申请支付冻结，并依据《民法典》第153条主张合同无效。对于持续骚扰，可参照浙江龙游法院建议，警告对方已涉嫌寻衅滋事罪，必要时提起诉讼。
冒充讨债公司的电信诈骗本质是利用社会信用焦虑实施的新型犯罪，其号码伪装与话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诈骗模式。治理这类犯罪需构建“技术监测—法律惩戒—公众教育”协同体系：技术上研发AI语音识别系统，实时拦截可疑通话；法律上明确“软暴力催收”的入罪标准，加大跨境办案协作；教育端则需强化“债务纠纷法定处理流程”宣传，消除公众对“灰色追债”的路径依赖。唯有形成多方联动的防御网络，才能遏制此类犯罪对社会信任基础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