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苏州地区因债务纠纷催生的讨债公司数量激增，但行业乱象频发。2025年1月苏州市发布的《关于规范讨债公司经营活动的公告》，首次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收账的边界。该文件要求讨债公司须在工商部门注册并取得资质，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威胁、侵犯隐私等行为，同时将泄露债务人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等纳入违法清单。这一政策被视为苏州对讨债行业“野蛮生长”的正式回应，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监管范本。
值得关注的是，苏州市同步启动的“阳光讨债”专项行动，通过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行业资质进行全盘核查。据2024年12月报道，已有包括“收账飞驰”在内的5家公司因暴力催收被吊销执照，多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资质准入+动态监管”的模式，标志着苏州对讨债行业的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规范。
二、法律界定：合法与违法的分水岭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从未承认讨债公司的合法地位。国家工商总局早在1993年便发文禁止登记注册讨债类企业，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亦明确，民间讨债行为不得超越民事代理范畴。苏州此次政策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地方性规范对“合法催收”作出细化：具备法律咨询资质的机构，若采用诉讼代理、协商调解等法定程序，可视为合规经营；而任何以威胁、跟踪、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的催收均属违法。
这种界定在实践中面临挑战。例如苏州某律所开展的债务调解服务，虽符合资质要求，但其雇佣的调查员采用24小时电话轰炸方式催收，仍被法院认定为“变相软暴力”。可见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仅在于主体资质，更取决于具体行为方式。正如长三角律师网指出，即便注册公司，若实际采用非法手段，仍可能构成《刑法》中的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罪名。
三、行业生态：灰色地带催生乱象
苏州讨债市场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部分公司转型为法律咨询服务企业，2024年此类机构数量同比增长43%，其业务聚焦于诉讼材料准备、财产线索调查等辅助性工作。地下讨债组织仍活跃于城乡结合部，采用“外包制”规避风险——每单业务抽取30%-50%佣金，通过临时招募社会人员实施暴力催收，事后迅速解散团队。
这种生态导致维权难度倍增。2024年曝光的“KTV拘禁案”中，讨债人员将债务人带至包厢殴打，并强迫签订虚高还款协议，事后查明涉事公司注册信息均为伪造。苏州市公安局数据显示，2024年接报的非法讨债案件达217起，较上年增长68%，其中83%涉及“职业催收人”跨区域流动作案。这种流动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使得传统监管手段难以奏效。
四、治理路径：构建多元共治体系
针对行业顽疾，苏州正探索“疏堵结合”的治理新模式。在“疏”的层面，司法部门推出“诉调对接”机制，2025年1月设立的债务纠纷调解中心，已成功化解634件争议，平均处理周期缩短至15天。在“堵”的层面，公安机关建立涉债企业黑名单，对三年内发生两次以上投诉的公司实施重点监控，并通过大数据筛查异常资金流向。
学界建议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提出，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建立催收行为负面清单，明确每日联络次数、通讯时段等操作标准。苏州大学法学院专家呼吁推广“区块链存证”，要求讨债公司全程记录催收过程，确保行为可追溯。这些举措或将重塑行业规则，推动讨债服务向专业化、透明化转型。
苏州讨债行业的规范化进程，折射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通过厘清法律边界、创新监管工具、引导行业转型，苏州为破解“讨债困局”提供了区域性方案。但需清醒认识到，仅靠行政处罚难以根治行业痼疾，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机制，探索建立行业准入考试制度，同时加强公众法治教育，引导债权人通过仲裁、支付令等合法途径维权。只有形成“法律震慑+市场引导+社会共治”的立体化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债务纠纷化解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