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注册及经营活动。早在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明确禁止以追债为名义的企业登记注册。2000年国务院三部门再次重申取缔所有讨债公司，强调其业务本质具有违法性。所谓“讨债公司”通常以咨询、调查等名义进行工商登记，但其核心业务仍属于法律禁止的范畴。
从法律逻辑上看，讨债公司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力，其通过雇佣社会人员实施追债行为，本质上属于私力救济的滥用。例如网页18指出，讨债公司常通过威胁、骚扰等手段获取报酬，甚至可能触犯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罪名。讨债公司本身的存在即违法，其上门讨债行为天然带有违法风险，构成对债务人或其关联方的权利侵犯。
二、行为边界：骚扰的认定标准
判断上门讨债是否构成骚扰，需结合具体行为方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刑法》，若讨债公司采取持续滞留、言语威胁、跟踪监视等手段，即可能构成骚扰。例如网页57提到的案例中，讨债人员通过电话轰炸、送骨灰盒、堵截债务人子女等方式施压，已明显超出正常催收范围，属于典型的“软暴力”骚扰。
法律对“骚扰”的界定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侵入。根据网页13和网页1的司法观点，即便未直接使用暴力，若讨债行为导致债务人及其家人精神恐惧、社会评价降低或生活安宁被破坏，即可被认定为骚扰。例如在潢川县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催收人员通过辱骂、恐吓债务人亲属，被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以心理压制为手段的行为，同样符合骚扰的本质特征。
三、法律后果：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双重风险
从民事责任看，讨债公司的骚扰行为可能侵犯隐私权、名誉权及生活安宁权。网页13明确指出，债务人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而骚扰过程中获取的个人信息若被非法使用，还可能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例如网页57中的吕某家人因频繁被电话威胁，最终通过报警和诉讼维护权益，法院认定讨债公司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刑事责任层面，暴力或软暴力催收可能触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网页1提及的案例显示，顾某因指使他人暴力催收赌债，被以催收非法债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若讨债行为导致债务人重伤或死亡，还可能升级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罪。例如山东聊城“于欢案”中，讨债人员的非法拘禁和侮辱行为直接引发恶性后果，涉案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四、权利救济：如何应对非法催收
债务人及家属可通过多种途径维权。保留证据是关键，包括电话录音、短信记录、监控录像等（网页13、15）。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骚扰者处以警告、罚款或拘留。若涉及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应立案侦查。例如网页33中的案例，债务人因被持续骚扰报警后，法院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对催收人员定罪量刑。
债权人应选择合法途径解决债务纠纷。根据网页15和网页18的建议，可通过诉讼申请财产保全，或委托律师进行合规催收。对于已委托讨债公司的债权人，需注意可能承担连带责任风险。网页18强调，若讨债公司使用非法手段，债权人可能被认定为共犯。
总结与建议
讨债公司上门讨债的本质是非法私力救济，其行为往往突破法律边界构成骚扰。从司法实践看，我国已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并加大对“软暴力”的打击力度，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如“非法债务”范围、“情节严重”认定等）。
建议未来立法明确第三方债务催收的合规框架，例如建立行业准入制度、行为规范清单及监管机构。应加强公众教育，引导债权人通过诉讼、仲裁等合法途径解决纠纷，避免因选择非法催收而承担法律风险。对于债务人而言，需强化证据意识，及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而非被动承受骚扰。唯有通过法律完善与社会共治，才能实现债务纠纷解决的规范化与人性化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