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河南省针对民间非法讨债活动的治理持续深化。自2001年南乐县桑俊生团伙因绑架、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处重刑以来，河南多地仍屡现以“商务咨询”“资产管理”为幌子的讨债公司，其暴力催收、涉黑涉恶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2019年河南公安部门打掉634个涉黑恶团伙，其中安阳高某团伙以“暴力讨债”非法获利近千万元，凸显这一灰色产业的顽固性。随着2023年《失信风险警示报告》披露河南位列全国失信案例高发区，官方对非法讨债行为的公示与打击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一、历史演变：从暴力团伙到灰色产业
河南非法讨债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南乐县农民桑俊生因债务纠纷绑架北京商人赵某，尝到“暴力讨债”的甜头后，于1994年成立首个成规模的讨债团伙，鼎盛时期成员达38人，配备枪、电等工具，通过敲诈勒索非法获利36万元。其“统一黄马甲、举红旗游街”的催收方式，反映出早期讨债团伙的暴力性与组织化特征。
进入21世纪后，这类团伙逐渐转型为“公司化运作”。如网页50提及的郑州吉速商账公司，以“律师协同处理债务”为宣传，实则通过社会关系施压债务人。而安阳高某团伙则依托“翼龙贷汤阴运营中心”，以合法金融公司为掩护，实施非法拘禁、侮辱虐待等暴力催收，形成“经济纠纷-收购债权-暴力执行”的产业链。这种转型使得非法讨债活动更具隐蔽性，2019年全省侦办的552个恶势力团伙中，超半数涉及此类模式。
二、法律争议：合法外衣下的治理困境
现行法律对讨债公司的定性存在明确限制。根据《公司法》及《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工商部门禁止注册“讨债”类公司，任何以威胁、拘禁手段催债的行为均涉嫌违法。但实践中，如桑俊生案所示，部分政法干部曾提出“若规范经营或为好事”的争议观点，反映出基层对债务纠纷处置能力的不足。
法律执行层面存在显著漏洞。网页51披露的中国中铁旗下公司在河南拖欠小微企业债务超5000万元，多数案件因“项目资金转入集团公司”“执行财产线索缺失”陷入僵局。这种“法院判决执行难”现象，迫使债权人转向讨债公司。南乐县肉联厂副厂长杨德朋直言：“找法院要花数年，找桑俊生三天拿回欠款”，凸显合法救济渠道的失效催生了灰色市场需求。
三、经济影响：中小企业债务困局的双刃剑
非法讨债活动对区域经济造成结构性伤害。2017年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公示的5家河南企业债务违约案显示，新飞专用汽车等知名企业因千万元级债务陷入经营危机。而网页46提及的河南富易达等“网贷催收机构”，通过高额服务费加重债务人负担，形成“债务雪球”。据省扫黑办统计，2018年涉黑恶案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45亿元。
但部分中小企业仍将讨债公司视为“必要之恶”。南乐县第二造纸厂被拖欠700万元债务时，负责人王进府坦言：“若桑俊生能要回500万，可救活整个厂”。这种矛盾心态源于法律救济的高成本——以中国中铁旗下公司欠款案为例，小微企业追讨50万元债务需预付数万元律师费，而非法催收佣金仅为债务额的20%-50%，经济理性驱动下的铤而走险成为普遍选择。
四、治理路径：从名单公示到系统改革
河南当前的“团伙名单公示”机制已显现治理效能。2019年公布的634个涉黑恶团伙中，狄某“十八兄弟会”、王某“村霸”等典型案例通过媒体曝光形成威慑。2023年《失信风险警示报告》进一步将非法讨债纳入电信诈骗、套路贷并列的监管范畴，推动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但网页60揭示的丰县讨债公司“改头换面”现象表明，单纯公示难以根治产业土壤。
未来治理需多维突破：其一，借鉴深圳“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经验，建立债务纠纷快速处置机制，降低合法催收成本；其二，完善《企业破产法》实施细则，探索“预重整”制度帮助中小企业化解债务；其三，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债务催收领域的适用，根治“信息贩卖-精准施压”的非法产业链。正如省扫黑办负责人所言：“扫黑除恶要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动，斩断灰色产业的生存根基”。
河南讨债公司团伙的滋生，本质是法律救济低效性与市场经济高风险性碰撞的产物。从桑俊生案到中国中铁欠款纠纷，二十余年的治理历程揭示：单纯打击非法催收只能治标，唯有通过司法改革降低维权成本、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市场化债务处置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这一灰色产业。2025年河南省“营商环境优化年”提出“万人助万企”计划，或将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新的制度实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