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1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主犯陈某某因诈骗、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16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十年至一年五个月有期徒刑。该案涉及“套路贷”犯罪，造成6万余人被骗、1名被害人自杀的严重后果，涉案金额高达4亿余元。这一判决成为绍兴近年来打击暴力催收和非法讨债的标志性事件。
与此绍兴市近年频现因债务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例如，2021年一名男子因工伤赔偿纠纷爬上镇大楼扬言跳楼，最终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2024年，甘肃一对夫妻指控绍兴某银行职员以贷款为由实施骚扰和殴打，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并停职。这些案例揭示了绍兴在债务矛盾处理中面临的复杂挑战。
暴力催收的社会警示
暴力催收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造成多重冲击。以陈某某恶势力集团为例，其通过虚假借贷平台诱导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据，利用“呼死你”软件轰炸通讯录、发送威胁信息，甚至导致被害人自杀。此类行为不仅侵犯财产权，更对受害者心理造成长期创伤。例如，案件中一名大学生因无力偿还高额利息而服毒身亡，其家庭陷入经济与精神双重困境。
暴力催收的“溢出效应”波及社会信任体系。2021年绍兴嵊州警方通报的三起跳楼讨薪事件中，当事人因极端维权被行政拘留，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合法维权途径缺乏认知。此类事件加剧了公众对债务纠纷解决的焦虑，甚至催生“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例如，2021年一名男子因母亲拒付创业资金，伪造绑架案骗取钱财，最终被行政处罚。
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探讨
合法催收与暴力行为的界限亟待厘清。根据《民法典》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公民有权通过诉讼等途径主张债权，但不得采取威胁、侮辱等非法手段。绍兴律师陈泽玮指出，诸如上门泼油漆、跟踪恐吓等行为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或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践中部分机构游走于灰色地带。例如，某绍兴讨债公司宣称“通过人际关系施压”“利用行政干预”等手段追债，其“道义谴责”策略可能涉及隐私侵犯。
司法案例进一步揭示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在陈某某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补充侦查140余册案卷，将涉案金额从最初的8000万元修正为4亿元，凸显证据链构建的重要性。而2017年绍兴越城区警方跨省错抓陕西公民事件则警示，执法程序合法性需严格把关。这些案例表明，债务纠纷处理必须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合法维权的路径探索
构建多元化解机制是破解债务矛盾的关键。绍兴市通过强化司法救济渠道，例如设立执行悬赏制度，鼓励公众提供“老赖”财产线索，2025年首批曝光名单涉及欠款金额最高达百万元。律师建议通过劳动仲裁、工伤认定等行政程序解决争议。例如，2021年普某因工伤赔偿纠纷跳楼后，介入协调赔偿事宜，避免矛盾激化。
民间调解与专业服务机构亦发挥补充作用。绍兴部分合规讨债公司提出“合法催收+民间智慧”模式，承诺“不成功不收费”，通过调查债务人资产、协商还款计划等方式降低冲突风险。行业仍需规范。例如，某公司宣称“利用欠款人社会关系施压”可能触碰法律红线，需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内操作。
未来治理的方向展望
治理债务纠纷需多维度制度创新。一方面，应完善征信体系，例如将“套路贷”涉案人员纳入金融黑名单，限制其从业资格。需加强普法宣传。绍兴警方通过通报典型案例，警示公众“跳楼讨薪不可取”，引导通过劳动监察部门维权。可借鉴“子债父还”等民间观念的法律转化，明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承担债务的原则。
从长远看，需平衡债权保护与公民权利。司法机关应细化催收行为认定标准，避免“过度维权”与“暴力化”倾向。例如，2025年绍兴中院在陈某某案中首次将“购买个人信息”单独列为罪名，体现对隐私权的重视。未来可探索建立债务调解委员会、推广在线诉讼平台，以更低成本化解矛盾。
总结
绍兴近年发生的暴力催收与非法讨债案件，暴露出债务矛盾治理中的法律盲区与社会风险。从恶势力集团覆灭到极端维权被惩处，司法实践表明，唯有坚守法治底线、拓宽合法救济渠道，才能实现债权保障与公民权利的双重目标。未来需强化部门协同、推动行业规范，并通过教育引导重塑社会对债务纠纷的理性认知。正如绍兴律师所言：“维权不能违法纪”，这一原则应成为解决所有矛盾的核心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