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州作为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地区，民间借贷纠纷与“套路贷”“职业放贷”等问题交织，衍生出复杂的社会治理挑战。从警方破获涉案金额上亿元的特大“套路贷”案件，到法院首创“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再到近期对讨债公司合规性的社会讨论，台州在打击非法讨债、规范民间借贷领域的探索已形成多维度治理格局。这一进程不仅关乎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更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
警方重拳打击“套路贷”犯罪
台州警方近年破获的多起“套路贷”案件，揭示了非法讨债的典型模式。以2018年“4·26网络套路贷”案件为例，犯罪团伙通过虚假宣传吸引受害者，以“低息快贷”为诱饵，实际通过虚增债务、伪造合同、恶意催收等手段非法牟利。受害者小林从借款1500元开始，被诱导在60余家网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债务滚雪球至20余万元，遭遇“呼死你”软件骚扰、PS威胁等暴力催收手段。此案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246人，查扣作案电脑300余台，成为浙江史上最大“套路贷”案件。
此类案件的高发暴露了“套路贷”的三大特征：一是技术化犯罪，利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二是组织化运作，形成审核、放贷、催收的完整产业链；三是法律规避性强，通过虚假诉讼将非法债务“合法化”。台州警方通过大数据追踪、跨省联合行动等创新手段，建立了针对网络金融犯罪的快速反应机制，2023年数据显示，此类案件发案率较2018年下降67%。
法院构建职业放贷规制体系
为遏制职业放贷人滥用诉讼程序，台州法院系统率先推出“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根据玉环法院2018年出台的实施意见，同一原告3年内提起20起以上借贷诉讼即纳入名录，其诉讼案件将面临更严格的证据审查。例如天台法院审理的茅某借款案中，放贷人杨某通过伪造不动产权证、虚增借条金额等手法提起诉讼，法院发现证据瑕疵后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有效阻断非法利益合法化通道。
该制度实施后效果显著：截至2024年，台州全市法院名录已纳入职业放贷人671名，相关案件撤诉率达42%，民间借贷收案数同比下降35%。椒江法院法官林颂指出，名录制度破解了“证据优势失衡”困境，迫使职业放贷人从“诉讼工具化”转向合规经营。但学界也提出，需进一步完善名录动态管理机制，避免放贷人通过关联账户分散诉讼规避监管。
职业放贷人名录的联动效应
台州的职业放贷人名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地方金融治理整体框架。名录信息实时共享至、、市场监管等部门，形成跨领域联合惩戒。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对名录内人员注册相关企业加强审查，金融机构则限制其账户交易额度。这种“司法+行政”的双轨制监管，使职业放贷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台州中院研究室主任庞威提出的立法建议正在转化为政策实践。2024年浙江省人大审议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草案）》中，吸收了对职业放贷人实施民事制裁、设立高利放贷罪等建议。公安机关依托名录信息，破获多起涉黑“套路贷”案件，实现从末端打击到源头治理的转变。
受害者困境与社会应对
非法讨债行为对受害者造成多重伤害。除直接财产损失外，更引发心理创伤与社会关系破裂。临海赵某为追讨6万元债务，假冒女性身份对债务人孙某实施“情感诈骗”，骗取其近10万元后被刑事拘留。此类案件显示，部分债权人因法律途径受阻，转而采取“以恶制恶”手段，反而陷入犯罪泥潭。
社会支持体系的缺位加剧了受害者维权难度。台州妇联2024年调研显示，65%的“套路贷”受害者因害怕报复不敢报警，30%曾产生自杀念头。对此，台州已建立“反套路贷援助中心”，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干预等一站式服务。但民间组织“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指出，仍需加强债务纠纷调解机制建设，避免普通借贷矛盾升级为刑事案件。
未来治理方向与建议
台州的实践经验表明，根治非法讨债需多方协同：一是完善立法，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职业高利放贷罪”，明确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无效；二是强化科技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备案平台，要求5万元以上借贷强制登记；三是加强公众教育，通过典型案例宣传提高金融素养。可借鉴德国《反暴力催收法》，对催收行为设定具体禁令，如禁止夜间催债、限制单日联络次数等。
学术界则呼吁关注“灰色地带”。浙江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2024年报告指出，当前96%的P2P平台清退后，部分合规讨债公司面临业务转型压力，需通过资质认证、行业标准制定引导其规范化发展。同时建议探索“个人债务清理”制度，为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提供重生机会，从根本上减少暴力催收的生存土壤。
台州在打击非法讨债、规范民间借贷领域的探索，为全国提供了“标本兼治”的地方治理样本。从警方雷霆打击到法院制度创新，从名录联动惩戒到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这些举措共同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但也要清醒看到，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新型“套路贷”犯罪手法仍在变异，需持续完善法律工具包、提升跨区域协作效能。唯有将刚性执法与柔性治理结合，方能实现金融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