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南京市通过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体系，为讨债纠纷法律援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2020年实施的《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明确将经济困难群体、农民工欠薪等纳入重点援助范围，并要求建立快速审查机制和案件质量监管体系。例如，雨花台区法援中心针对农民工讨薪案件推出“当日受理、当日审批”服务，2021年办理的379起案件挽回经济损失420余万元。这一制度设计不仅回应了基层纠纷解决的紧迫性，还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形成联动效应，强化了法律救济的及时性。
从政策实践来看，南京市通过动态调整经济困难审查标准，将法律援助门槛放宽至最低工资水平，并针对特殊群体免除审查。这一措施有效扩大了援助覆盖面，但区域间财政保障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例如，2025年秦淮区司法局投入120万元专项采购法律援助服务，而高淳、六合等远郊地区资源相对薄弱。如何在市级层面统筹资源分配，成为未来政策优化的关键方向。
服务机制与资源调配
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创新工作机制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以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的“示范诉讼四步法”为例，该机制通过选取典型案件先行调解，带动22件平行案件在20天内化解，既降低司法成本，又避免企业因强制执行陷入经营困境。这种“调解前置+类案处理”模式，体现了法律援助从单一救济向社会治理功能的延伸。
在跨部门协作方面，南京市建立了司法行政机关与劳动监察、民政、金融等部门的联合审查机制。例如，鼓楼区法院通过法官联席会议制度，精准识别职业放贷人等违法线索，2024年审结的叶某夫妇案件即因债权人被认定职业放贷而判决合同无效。此类协作机制不仅强化了法律实施的系统性，还推动形成了“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司法保障”的全链条纠纷处理体系。
质量监管与实效提升
案件质量标准化建设是南京法律援助改革的重要突破点。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在2020年提出建立“全程质量管理”体系，将事后评价改为动态监督，并将律师履职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实践数据显示，这一改革使援助案件调解成功率提升23%，2024年秦淮区司法局通过派驻律师值班制度，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技术赋能同样推动着服务质效提升。看守所值班律师视频会见系统的应用，解决了律师资源短缺与会见难的双重困境。而江北新区法院通过分析案件数据建立风险预警模型，提前介入群体性欠薪纠纷，2024年处理的科技公司欠薪案即通过分期支付方案实现劳资双赢。这些创新表明，数字化工具正在重构法律援助的服务生态。
专业队伍与社会协作
南京市通过专职化建设与市场化采购相结合，优化了法律援助人才结构。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深度参与企业债务重组，其代理的某建筑集团千亿债务重组项目，开创了专项计划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首例。此类专业力量的介入，使复杂商事纠纷得以高效化解。
社会组织协同机制亦取得显著成效。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志愿服务团队通过法律咨询、矛盾调解等方式，年均处理债务纠纷200余起。市司法局引导律师协会参与“法律扶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一对一帮扶联系卡。这种“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有效弥补了偏远地区的服务缺口。
典型案例与经验启示
群体性纠纷化解的示范效应在南京司法实践中尤为突出。2024年江北新区法院处理的科技公司欠薪案，通过“调解方案参照制”实现31件案件批量化解，避免了438名劳动者权益受损。该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为类案处理提供了“平衡保护”的裁判思路。
在个人债务领域，职业放贷人识别机制成效显著。2024年鼓楼区法院审理的叶某夫妇案件中，法院通过历史放贷记录查明债权人违法事实，判决借款合同无效并撤销抵押登记。这一判决既维护了金融秩序，也警示市场主体需强化合规意识。而个人追讨案例（如陆钢借款纠纷）则暴露出执行难问题，部分债务人利用诉讼程序拖延履行，亟需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总结与建议
南京市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整合和技术应用，初步构建了多层次法律援助体系，但在区域均衡性、执行效能等方面仍需完善。未来应重点推进三方面改革：一是建立市级财政统筹机制，缩小区域保障差距；二是深化“调解+信用”联动模式，将失信行为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三是拓展高校、律所等社会力量参与路径，构建普惠型法律服务体系。通过持续优化制度设计，南京有望为全国债务纠纷化解提供更具示范性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