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衢州一起因债务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案件源于2020年王某与徐某之间的债务矛盾，徐某多次通过围堵工厂、人身威胁等非法手段追讨债务，最终导致王某经营的鞋业公司破产，其妻子因长期精神压力罹患抑郁症。2024年，随着衢州司法部门对涉黑恶势力的持续打击，该案被重新梳理，常山县公安局对徐某的“软暴力”行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但王某认为处理不公，提起行政复议，目前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
这一案件折射出债务纠纷中“私力救济”的普遍危害。从衢州近年司法实践看，类似案件往往因债权人缺乏法律意识，转而采取非法手段，最终引发恶性后果。例如，2023年龙游县一起虚假诉讼案中，债主伪造借条并利用司法程序胁迫债务人，后被检察机关识破并追责。此类案件显示，债务矛盾若未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极易升级为刑事犯罪。
二、司法机制与府院联动
衢州在处理债务纠纷类案件时，已形成“府院联动”的协同机制。例如，2024年浙江开关厂破产重整案中，法院联合人社、税务等部门，仅用8个月便解决235名职工欠薪问题，并通过引入投资人实现企业重生。这一机制在王某案中亦有体现：公安机关与监察部门对徐某涉黑线索展开联合调查，但因证据链不完整，暂未对徐某采取刑事措施。
司法技术的进步也为案件侦破提供支持。例如，衢州法院通过信用修复机制，帮助56家重整企业恢复经营能力。王某案暴露出基层执法中的短板：徐某多次使用车辆围堵工厂、抢夺财物，但警方以“经济纠纷”为由未及时干预，反映出执法标准模糊的问题。对此，衢州律师协会建议，应建立债务纠纷分级响应机制，对“软暴力”行为明确立案标准。
三、社会影响与法治反思
王某案的典型性在于其揭示了“小额债务”引发的连锁反应。类似2018年广东“呼死你”追债案，犯罪团伙利用技术手段骚扰债务人，最终被警方全链条摧毁。衢州近年亦出现多起类似事件，如2023年某服饰公司股东因追讨投资款，指使他人通过拉电闸、放哀乐等方式破坏生产，涉事人员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刑。这些案例表明，非法讨债已从传统暴力向技术化、隐蔽化演变。
从社会治理角度，需强化法律宣教与救济渠道。例如，衢州司法局通过“流动法律服务站”，为中小企业提供债务纠纷调解服务，2024年累计化解矛盾320余起。浙江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强调，债权人可通过“支付令”“诉前保全”等程序快速维权，避免矛盾激化。王某案中当事人因“法律意识薄弱”未及时留存证据，导致行政复议举证困难，这提示普法工作仍需下沉至基层个体。
四、未来方向与对策建议
针对债务纠纷治理，亟需构建“预防-处置-修复”的全链条机制。在立法层面，可参考《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将“软暴力”讨债纳入“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建议推广衢州“府院联动”经验，设立跨部门债务纠纷专班，对涉众型案件优先导入破产程序，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技术创新亦可赋能债务化解。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已试点“区块链存证”，确保电子借条的法律效力。对于王某案中存在的执法瑕疵，可借鉴广东“呼死你”侦查模式，通过运营商数据追踪骚扰源头，提升取证效率。应加强律师在债务纠纷中的前端介入，如衢州论剑律师事务所推出的“企业法律体检”服务，帮助企业规避债务风险。
总结
衢州讨债凶杀案的最新进展，暴露出非法债务追讨的社会危害与司法应对的复杂性。从王某案的行政复议到浙江开关厂的重整成功，既凸显了“府院联动”机制的有效性，也揭示了基层执法标准化的迫切需求。未来，需通过立法细化、技术赋能与全民普法，构建债务纠纷的法治化解决路径。正如衢州法院在典型案例中所言：“债务化解不应是零和博弈，而应成为社会信用体系重建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