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关于浙江丽水讨债团队与当地企业冲突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画面中，七旬老人手指被砍伤、行李被抛掷于街头的场景，揭开了丽水万景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与债权人曾国凡、董超中之间长达数年的债务纠纷黑幕。这场纠纷不仅暴露了民营企业利用官商背景逃避债务的乱象，更折射出地方司法与权力庇护交织的深层矛盾。
曾国凡与董超中的讨债历程始于2016年。据举报信披露，万景公司董事长张松云以“水利工程分包”为名，通过虚构项目收益、隐瞒转包违规等手段，诱使董超中等人投入77万元资金。资金到位后，万景公司及合作方胡大国未履行出资义务，导致工程停工。更令人惊愕的是，张松云的妻子楼新英身兼丽水市纪委监委委员、纪工委书记等职，其家族在地方政商界盘根错节。讨债过程中，岩泉派出所的调解明显偏向企业方，甚至将张松云小舅子持刀伤人事件定性为“轻突”，拒绝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的庇护机制，使得民间讨债行为陷入恶性循环。曾国凡直言：“即使法院判我们胜诉，执行环节也会被权力干预。”类似案例在丽水并非孤例。万景公司此前多次卷入合同纠纷，但多起案件以原告撤诉告终，例如2018年租赁纠纷案中，原告丽杨出租服务部最终选择息事宁人。此类现象印证了董超中举报信中的指控——张松云通过行贿、买标卖标等非法手段构建保护网，致使债权人维权举步维艰。
二、司法救济失效的双重困境
面对债务纠纷，司法本应是最后防线，但曾国凡等人的遭遇揭示了制度性漏洞。合同性质模糊成为企业逃避责任的工具。万景公司将投资协议转化为借条，利用《民法典》关于“名为借贷实为投资”的司法解释，将债务纠纷纳入民事范畴，规避刑事追责。律师分析指出，此类操作使得债权人难以举证对方存在诈骗故意，最终陷入“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的困局。
执行难问题在权力干预下雪上加霜。据岩泉派出所回应，他们建议债权人“走法律程序”，但曾国凡披露，万景公司早已转移资产，其子张喆韬的公司甚至入驻办公楼，与楼新英的办公地点上下相邻。这种明目张胆的政商关联，导致法院查封、拍卖等执行措施形同虚设。这种现象与民间借贷研究中的“执行僵局”理论高度吻合——当债务人具备地方保护伞时，司法执行率不足15%。
三、弱势群体的维权代价
讨债事件中，弱势群体承受的身心创伤远超经济层面。曾国凡母亲被砍伤后，医疗费与精神压力叠加，使其家庭陷入“二次伤害”。而曾国凡本人因参与异议活动被判刑三年，出狱后既要偿还债务，又面临债权人逼债，这种“双向挤压”使其濒临崩溃边缘。其父母以病弱之躯陪同讨债，既是对司法不公的控诉，也暴露出社会救济机制的缺位。
更值得警惕的是，暴力催收与灰色产业链的滋生。虽然当前事件尚未出现涉黑组织，但参照山西临汾“蝎子帮”案例，可能催生地下讨债团伙。这些团伙通过非法拘禁、恐吓等手段牟利，形成“权力庇护—债务违约—暴力催收”的恶性生态。董超中在举报信中提到的胡大国“被高利贷逼至破产逃亡”，正是此类生态的典型缩影。
四、舆论监督的破局作用
本次视频曝光事件，凸显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社交媒体突破了传统举报渠道的封锁。曾国凡等人曾三次向丽水市纪委实名举报楼新英，均石沉大海，而视频传播后，舆情压力迫使地方不得不回应。这种“舆论倒逼”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非制度化维权路径。
信息碎片化也可能加剧社会信任危机。例如，丽水网民近期曝光的“老赖WXP”事件中，当事人被指控殴打亲属、偷盗财物，但缺乏司法定性。此类个案若未经核实广泛传播，可能引发公众对地方治理能力的全面质疑。如何平衡舆论监督与事实核查，成为化解债务纠纷类舆情的关键。
五、法治与的再平衡
解决此类纠纷，需重构法治与的双重底线。法律层面，应强化对“阴阳合同”的审查力度，明确投资与借贷的界定标准。例如，万景公司要求资金绕过公账的操作已涉嫌偷税漏税，司法机关可联合税务部门开展穿透式监管。需落实《刑法》第313条“拒执罪”的适用，对张松云等转移财产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打破“执行不能”的僵局。
层面，应建立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联动机制。万景公司作为市政工程承包商，其失信行为应纳入采购黑名单。可借鉴浙江“枫桥经验”，在债务纠纷中引入第三方调解组织，避免派出所既当“调解员”又当“执法者”的角色冲突。对于楼新英等公职人员，必须启动利益回避审查，依据《监察法》第52条追究其配偶经商行为的连带责任。
总结
丽水讨债事件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基层治理中、司法弱化、失序等多重病灶。解决之道在于强化权力监督、完善司法救济、激活社会共治。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地方保护主义与债务纠纷的量化关联，以及区块链技术在借贷存证中的应用前景。唯有打破“权力—资本”的封闭循环，才能重建“欠债还钱”这一古老契约的现代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