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扬州地区非法讨债活动呈现组织化、暴力化趋势。以2024年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盛顺公司案”为例，单某等人以小额贷款公司为掩护，通过虚设借款合同、威胁恐吓、软暴力催收等手段，形成层级分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非法放贷后，以喷漆、烧冥币、非法拘禁等方式逼迫债务人还款，两年内实施犯罪20余起，涉案金额超百万元，最终主犯单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此类案件的法律定性存在复杂性，需结合《刑法》中“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及《反有组织犯罪法》综合判定。司法机关在审理中重点审查组织结构稳定性、经济来源非法性及社会危害程度，扬州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将“软暴力”纳入犯罪手段范畴，体现了对新型犯罪形态的精准打击。
从犯罪主体特征看，扬州非法讨债组织多具有“公司化”伪装。例如“盛顺公司”不仅设立财务、催收部门，还通过微信群进行考勤管理和业绩考核，甚至制定奖惩制度，形成“合法经营”假象。这种模式与湖南汨罗“沃城公司案”相似，后者以“资产保全”名义实施暴力催收，并聘请律师规避法律风险。扬州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此类组织虽具备企业外壳，但其核心业务已突破合法经营边界，本质上属于“以商养黑”的犯罪集团。这一法律定性对全国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明确了非法讨债组织与正常民间借贷服务机构的核心区别。
二、犯罪手段与社会危害
扬州非法讨债组织的手段呈现“暴力升级”与“心理操控”双重特征。在“周某聚众斗殴案”中，因2万元债务纠纷，催收方携带刀具、棍棒实施械斗，造成1死多伤，暴露出暴力催收的极端危害性。而“盛顺公司案”则展现新型犯罪手段：利用高音喇叭公开辱骂、在债务人住所烧冥币、向亲友群发伪造法律文书等，此类“软暴力”对受害者造成严重心理压迫，导致多名债务人家庭破裂、精神失常。心理学研究显示，持续性的软暴力催收可引发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其社会危害不亚于直接身体伤害。
此类犯罪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系统性破坏。据扬州检察机关统计，2018-2024年间涉黑讨债案件造成27家企业破产，直接经济损失超5亿元。典型案例包括某置业公司因500万元高利贷被长期滋扰，最终资产遭非法侵占。更严重的是，非法讨债组织常与地下钱庄、团伙勾结，形成“借款-催收-洗钱”犯罪链条。如“单某案”中，组织将非法所得通过珠宝、玉石等实物资产洗白，涉及跨省资金转移。这种经济渗透严重扭曲正常金融秩序，2024年扬州地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同比上升43%，其中60%涉及非法催收。
三、司法实践与判决创新
扬州法院在审理中确立“三层次”证据审查标准。第一层审查组织结构，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表等证实组织严密性；第二层追踪资金流向，运用大数据分析银行流水、第三方支付记录；第三层评估社会危害，引入心理评估报告、企业破产证明等。在“盛顺公司案”判决中，法院创新采用“比例追缴”原则：对混同的合法与违法所得，按70.2%比例计算孳息没收，既保证打击力度，又保障合法财产权益。这种精细化处置在2024年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被作为典型案例推广。
量刑方面体现“分层打击”与“经济制裁”并重。主犯单某数罪并罚获刑14年，并处罚没个人全部财产；底层催收人员根据参与程度获刑2-5年，其中3人适用缓刑但需完成600小时社区服务。对比昆明“卞某海案”20年顶格量刑，扬州判决更注重罪刑相适应，对主动退赃、检举同案犯者依法从宽，2024年扬州涉黑讨债案件退赃率达68%，较2019年提升42个百分点。这种“打财断血”的审判思路，有效摧毁了犯罪组织的经济基础。
四、行业治理与未来方向
案件暴露出网贷行业监管漏洞。扬州2024年专项调查显示，87%非法讨债组织以“债务咨询”“资产管理”名义注册，利用工商登记审查漏洞获取合法身份。建议建立跨部门联合审查机制，对注册资本低于500万元、经营范围含“催收”字样的企业实施重点监控。同时可借鉴浙江经验，制定《互联网贷款催收工作规范》，明确禁止夜间催收、限制单日联络次数等具体标准。
未来研究应聚焦“债务危机预防体系”构建。扬州大学2024年调研发现，65%债务人首次借贷利率超过36%，陷入“以贷养贷”恶性循环。建议建立区域性债务调解中心，对月息超过LPR4倍的借贷合同强制备案，并引入第三方债务重组机构。需加强《民法典》第680条普法教育，2024年扬州中院开展的“民间借贷法律诊所”项目，使相关纠纷诉讼率下降27%，证明法律教育对源头治理的有效性。
扬州讨债公司系列案件的审判实践，揭示了新型经济犯罪的特征与治理难点。司法机关通过精准法律定性、创新证据审查、分层量刑策略，形成可复制的“扬州模式”。未来治理需从事后打击转向事前预防，构建“行业监管-法律教育-债务救助”三维体系。建议立法层面加快《催收条例》制定，将心理评估纳入社会危害认定标准，并探索“个人破产制度”与非法催收治理的衔接机制，最终实现金融秩序维护与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