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南京市针对债务纠纷的法律援助政策持续迭代，形成了以《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和《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为核心的政策体系。2025年最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扩大了援助范围，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军人军属等特定群体纳入优先保障对象，并明确经济困难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短板，如部分申请人因收入略高于贫困线而被拒，以及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导致的审核周期延长。例如，江宁区调研显示43%的农民工因信息不对称未申请援助，凸显政策触达效率的不足。
为破解执行困境，南京正探索弹性准入机制。栖霞区率先试点“容缺受理”制度，对证据不足但事实清晰的欠薪案件先行立案，再通过工会协同补充材料，2024年群体性欠薪案件调解成功率提升至89%。市司法局推动“智慧法援”平台与民政、人社部门数据互通，实现经济状况在线核验，将案件平均审核周期从15天压缩至3天，显著提升服务响应速度。
二、资源分配与区域协同
南京法律援助资源呈现显著的区域失衡特征。主城区与郊县的律师人均服务量差距达2.5倍，2023年主城区法律援助经费占比达68%，而六合、高淳等郊县仅占32%。这种差距不仅源于律师资源的自然聚集，更与基层服务网络建设滞后相关。高淳区通过建立长三角法援联盟，与安徽博望区共建异地讨薪协作平台，2024年跨区域追回欠款超500万元，为均衡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思路。
城乡二元结构加剧服务覆盖难度。南京大学调研发现，郊县居民法律援助流程知晓率仅28%，远低于主城区的55%。为此，浦口区创新“流动法援站”模式，组织律师定期进驻工业园区，2024年通过现场受理、即时调解化解317件债务纠纷，节省司法成本逾600万元。数字化手段也在缩小城乡鸿沟，鼓楼区开发的区块链存证系统，使电子证据采信率达100%，为缺乏书面凭证的农民工维权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服务效能与技术创新
专业化团队建设成为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玄武区“名优律师团”要求执业年限超5年，并设立劳动法、民法专家库，其办理的7件刑事案件获司法部质量评估优秀。栖霞区张熠律师深耕法援十年，2024年代理130余起讨薪案件，通过“调解+法治体检”模式，既追回欠款又规范企业管理，入选司法部典型案例。但全市仅23%的法援律师具备金融债务专长，暴露出专业化分工的短板。
技术创新正重塑服务模式。秦淮区“智慧法援”平台运用AI算法生成《诉讼策略建议书》，使当事人胜诉率提高23%。雨花台区联合区块链公司固化电子证据，在2024年建材供应商集体诉讼中实现100%证据采信。江宁区打造的“半小时法律服务圈”，通过在线申请、电子卷宗等功能，将农民工讨薪案件平均办结时间从45天压缩至22天，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社会影响与未来展望
法律援助成效直接影响公众法治信仰。2024年南京司法局调查显示，获得援助者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达78%，显著高于未获援助者的43%。典型案例如栖霞区史女士追索工亡赔偿案，通过四次庭审追回67万元，体现了法援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托底作用。但职业讨债人虚构债务骗取资源等现象，也提示需加强风险管控。
面向未来，建议构建“法援+”多元协作网络：一是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心理疏导，化解受援人“赢了官司、失了生计”的次生困境；二是开发债务纠纷智能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识别建筑、家政等高危行业；三是完善长三角跨区域协作机制，推广高淳-博望联盟经验。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法律援助在基层治理中释放更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