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一段关于浙江丽水地区某新能源汽车企业供应商集体讨债的视频引发舆论震动。画面中，数十家供应商围堵企业上海总部大楼，部分人员甚至携带被褥在办公区打地铺，物流公司车辆堵塞园区通道，员工透露“债务规模或达百亿”。这场风波不仅折射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洗牌的残酷现实，更暴露出民营企业债务危机处理中法律途径与民间讨债手段的复杂博弈。
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视频揭示的债务危机早有预兆。据内部人士透露，该企业自2024年10月起实施全员降薪，普通员工薪资两次腰斩后仅达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690元，而2024年11月离职员工的赔偿金至今仍未兑现。供应商体系崩塌更显严峻，某零部件企业负责人表示，被拖欠货款已影响正常生产，“选择打地铺实属无奈之举”。
债务规模远超外界预估。虽然此前传言企业负债约50-60亿元，但最新审计显示实际债务可能突破百亿，其中既包含供应商货款、员工薪酬，还涉及多笔高息民间借贷。这种债务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传统法律途径难以快速化解危机，客观上助推了供应商采取极端讨债手段。
研发团队解散风波
视频中提及的研发团队解散事件，成为压垮企业信誉的关键因素。2025年3月18日，桐乡工厂200余名研发人员被要求签署离职协议，N+1赔偿方案虽具法律形式，但赔偿金支付日期设定在5月30日，且历史欠薪案例让员工对承诺存疑。这种“技术断臂”行为直接导致投资者信心崩塌，加速了供应链挤兑。
研发战略失误埋下隐患。知情人士指出，企业曾放弃市场需求明确的大七座SUV项目，转而投入资源开发小众电动跑车，该决策直接导致产品线失衡。研发团队解散不仅造成技术储备流失，更使得既有车型的迭代升级陷入停滞，进一步削弱市场竞争力。
高管与员工待遇失衡
薪酬体系的双重标准激化内部矛盾。在基层员工薪资降至法定最低标准时，高管团队仍享有高昂住房补贴，某离职员工透露“总监级公寓月租超2万元”。这种分配不公不仅违反《劳动法》关于同工同酬的原则，更触及《公司法》对高管忠实勤勉义务的底线。
管理制度缺陷暴露无遗。前CEO张勇被指将销售与营销体系割裂运营，导致市场端过度依赖B端采购，直营渠道建设滞后。这种决策机制缺乏制衡，违反《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关于权力制衡的规定，为后续经营危机埋下伏笔。
法律途径与民间讨债博弈
合法催收渠道遭遇现实困境。根据《贷款通则》第61条，企业间借贷本属无效民事行为，这使得供应商难以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益。某律所统计显示，丽水地区近三年企业债务诉讼平均执行率不足40%，迫使债权人转向民间讨债团队。
灰色讨债产业链悄然兴起。调查发现，丽水现存“法律咨询”“商务调查”类公司中，约三成实质从事债务催收，部分机构采用软暴力手段施压。这种现象与《刑法》第293条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界定存在法律模糊地带，亟待监管部门明确执法尺度。
企业自救与行业反思
战略调整面临现实阻碍。新任CEO方运舟提出“海外市场占比50%”的目标，但当前企业信用评级骤降，30亿元主权基金融资谈判陷入僵局。这种困境揭示出新势力车企“重扩张、轻风控”的通病，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关于风险管理的强制性要求。
行业监管亟待加强。数据显示，2024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同比增加58%，暴露出产业链金融风险监控的盲区。专家建议参照《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建立供应链金融压力测试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传导。
这场债务风暴揭示出新经济形态下的法治化难题。当企业陷入债务泥潭时，既需要恪守《企业破产法》的法定程序，也要警惕民间讨债引发的次生风险。建议监管部门建立“产业风险熔断机制”，对重点行业实施债务规模动态监控，同时完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债权人权益保护的制度创新，平衡市场效率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冲突。